很多当事人认为即便其没有选定边裁，仲裁机构也会为其指定，故索性不选边裁。实际上，由仲裁机构指定的边裁和当事人自己选定的边裁是有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仲裁机构指定的边裁可能仅仅视其为工作任务（当然大多数边裁还是会尽心尽力地完成这项任务的），而当事人自己选定的边裁则会感受到当事人对其的信任，因此可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任何争议的解决实际上都涉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发生争议时，已经无法还原客观事实，仲裁员只能根据双方的证据尽可能地对法律事实进行认定，这时，仲裁员的心证就变得非常重要。对于心证，担任了近20年法官的张怀奇先生在其《出奇制胜》[1]一书中的一段表述非常有意思，我原文复制如下：

“颇有意思的是，判决认定中写出的三个字—“不足以”！私下想，什么叫“足以”？什么叫“不足以”？若要否定，再多的证据也可被认定为“不足以”；若要肯定，再少的证据也可被认定为“足以”。“不足以”这三个字，着实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裁判大权的威力。”

张怀奇先生的表述有一点夸张，但根据笔者担任仲裁员的经历，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确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认定。当事人自己选定的边裁会基于当事人对他的信任在“足以”和“不足以”之间体现其价值。

仲裁业内对选定边裁有一个六字标准，“专业、行业、敬业”。但笔者认为，将其调整为“敬业、专业、行业”更合适，因为在中国当前的仲裁环境下，“敬业”更为重要，因此应当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能成为仲裁员，说明其专业性已经不是问题，但很难说所有的仲裁员都同样敬业。举例来说，有一个仲裁案件，开庭时间已过了15分钟，但一位边裁仍未到场，仲裁秘书致电提醒，他才想起来他今天有一个案子要开庭。过了半个小时，他还没有到，仲裁秘书再给他电话，才发现他去了该市的另外一家仲裁机构。很难想象这位仲裁员会在这个案子上花多少时间。笔者曾代理过的一个案件，共开了七次庭，其中一位边裁在七次开庭中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不止一次地在开庭过程中睡着了。很难想象这样的边裁在仲裁庭合议的过程中会发表什么有力的观点。选定这样的边裁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行业，仲裁员所在的“行业”虽然重要，但更多的仲裁案件还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而且，仲裁员的学习能力都很强，即使某个案子上存在某些特定行业的技术问题，代理人对其多做一些细致的解释，仲裁员在这方面的短板是可以弥补的（金融、保险、专利、航运等领域除外）。

通常情况下，仲裁规则会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独任）仲裁员（由于首席仲裁员和独任仲裁员的选定和指定情形相同，下文仅讨论首席仲裁员的选定和指定）。然而，在发生争议时，双方已经很难在选定首席仲裁员（以下简称“首仲”）上达成共识了。有些仲裁机构会要求双方各自选定五名首仲候选人，如果双方各自选定的五名候选人有重叠，则重叠的仲裁员为首仲，但发生重叠的机率是极低的。如果双方选定的首仲候选人未发生重叠，则该十名仲裁员均不能被仲裁机构指定为仲裁员；在这种情况下，仲裁机构指定首仲的选择余地更小。基于此，笔者的经验是当事人不选定首仲，而是授权仲裁机构指定首仲，但可以就指定该首仲的条件向仲裁机构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可以分为正面要求和负面要求两种。

举例而言，在涉外案件中，我们经常会要求首仲精通某一门外语。虽然仲裁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中文，但如果首仲精通该外语，则表明其对该外语所对应的文化有一定了解[2]。我们有时也会要求首仲对某个行业比较了解。以酒店管理行业为例，该行业存在很多独特的做法和惯例。如果首仲了解该行业，不仅可以节省很多解释工作，也有利于仲裁庭作出更公正的裁决。如果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业内存在不同观点，则我们会要求仲裁机构指定更多具有“商事思维”的仲裁员。这是因为这些仲裁员在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同时，更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关于负面要求，如果对方（包括其法定代表人）在某一方面的背景过于明显或强大，则我们会要求仲裁机构不指定具有这方面背景的首仲。如果对方在某地区或城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则我们会要求仲裁机构不指定来自该地区或城市的仲裁员。如果案件的实务性很强，则我们会要求仲裁机构不指定具有浓厚学术背景的仲裁员担任首仲。

仲裁机构作为商事机构，通常会尽可能地同意当事人的要求。在笔者代理的仲裁案件中，还没有发生仲裁机构拒绝我们上述要求的情形。

仲裁界有一句俗语：Arbitration is as good as the arbitrators。因此，仲裁员的选定需要并且值得当事人和代理人花一定的时间和心思，其重要性不亚于仲裁中的任何其他程序，应当得到当事人和代理人的充分重视。

[1] 法律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第167页

[2] 关于仲裁员了解当事人所在地文化的重要性，杨良宜老师在其《仲裁法—从1996年英国仲裁法到国际商务仲裁》（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2.6.2.1.4节有非常经典的阐述，建议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