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尔夫球爱好者而言，自2011年开始启动的全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一度让人谈球色变。2017年及2018年，全国有接近200个球场被取缔、责令退出或撤销。就在几天前，随着《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的推进，北京官厅水库开闸放水。据称 [1] ，原永定河河道沿线的高尔夫球场 [2] 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虽然目前该些球场的后续发展尚不明朗，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该些高尔夫球场关闭或者球场的服务缩水，新一轮的会员索赔退款纠纷又将临近。
毫无疑问的，在解决该些纠纷的过程中，最为纠纷双方所关注的内容是会员最初入会（即取得高尔夫球场会员资格）时所缴纳的会员费（或称作“入会费”）是否退还和如何退还。本团队选取了2015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辽宁省、江苏省、海南省7个涉高尔夫会员退款案件较多的省市中的28个球场所涉72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希望对未来会员及球场之间的纠纷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指引。
在我们所整理的案例中，判决结果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即部分退还、全部退还及不予退还，其中绝大多数以部分退还为结果，但退还方式不尽相同，而即便是判决结果相同，不同法院也会阐述不同的判决理由，以下将分别介绍,以期在此后不同的案情下提供参考。
一、部分退还的案例简析
由于部分退还在我们整理的案例中居多，因此我们优先讨论。从结果看，主流的判决结果系根据比例，将会员费平均摊销于整个会员期限，再扣除已经经过的期限所对应的会员费，然后退还余款。该种判决结果，在整理的全部案例中超过半数。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球场与会员之间的协议中如果没有约定会员期限的，法院可能会以球场经营主体的经营期限作为会员期限进行计算。例如，在北京十三陵高尔夫俱乐部及顺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系列案件中，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昌平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只能在其登记的经营期限内进行市场经营活动”，因此法院对于会员费用的摊销周期就以经营主体的营业期限为界。该种判决方式在2018年的叠泉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系列案件中也得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法院”）的支持。除了根据期限进行折算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中院”）在棒棰岛宾馆高尔夫系列案中，“综合考量高尔夫特殊的服务特点及消费方式、球场营业期限等，依据公平原则”，仅支持球场返还50%已收取会员费。
在上述案例中，法院阐述判决理由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个。其一，会员费是会员获取优惠价格的对价。鉴于会员一般比非会员享有更加优惠的服务价格，因此会员在享有优惠时消耗了作为对价的会员费。其二，法院认为基于公平原则，在球场应当退款时需要考虑球场运营的支出。针对第一个核心观点，在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系列案件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宝安法院”）有一则阐述：“原告缴纳的会费是一种资格费用，考虑到高尔夫球会的消费惯例，原告缴纳了高额的会费后，便享有会籍，会员以会员身份在高尔夫球场消费时每场球的价格远低于非会员打球的价格。原告的会费是平摊至原告每场球的消费价格当中的，如果将全部会费退还，过低的消费价格及年费与被告提供的服务价值严重失衡。” [3]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宝安法院的判决理由，会费应当按照会员实际打球，即享受优惠的次数及金额进行折算，然而宝安法院的最终判决却依然按照已使用期限，而非次数计算退费，颇有自相矛盾之嫌。就第二个核心观点的公平原则，上述昌平法院及朝阳法院都使用了一条近似的理由。在北京国际高尔夫的案件中，昌平法院的一则判决中写道“考虑到高尔夫球场的日常运营的维护成本较高、维护标准较高，仅靠年管理费难以维持正常的维护运营费用” [4] ，昌平法院拟定了会员费的部分功能，按照这一逻辑假定球场没有因为政府整治而关停，球场也必然会因为最初定价不善而关停歇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作为消费者的会员来承担球场经营者的商业风险是否符合公平原则的内涵？从另一个逻辑分析，昌平法院仅仅解释了高尔夫球场之所以要收取高额会员费的一个原因，却无法推出如果球场关停可以不退还部分会费的结论。甚至于，如果以“高尔夫球场的日常运营的维护成本较高、维护标准较高”为由要求会员牺牲部分会员费，反而造就了会员和非会员之间的不公平，毕竟维护成本、维护标准是面向全体消费者，而高额会员费的购买对象是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优惠的服务价格，而不应是摊薄非会员的成本。
总结一下，在部分退款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其实是将会员支付的会员费视为一种预付款性质。预付款购买的对价是会员期限内的优惠待遇，在会员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球场应当返还未使用的“预付款”。
二、全部退还的案例简析
在我们所整理的案例中，会员费全部退还主要在三种情形下出现，包括：1）作为被告的球场没有抗辩；2）会员与球场在双方或多方的协议中约定了会员的退费规则；以及3）法院酌情认定的会员费押金属性。
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房山法院”）审理的金泷瑚高尔夫案件 [5] 中，法院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了诉争的《入会协议书》及《附加协议》，同时退还了全部会员费。本案属于第一种情形，被告没有出庭，法院也未依职权酌定减少会员费。某种意义上，如果减少退费属于酌定裁量内容而非法定事项，那是否意味着押金属性是会员费的根本属性？
第二种情形较好理解，双方有约定从约定。在东莞市加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邝进南等与东莞金多港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娱乐服务合同纠纷 [6] 一案中即有体现。原被告双方就最初入会时支付的费用约定为押金，在双方之间的协议解除后，押金相应全额返还。
在第三种情形中，法院变相认定了会员费的押金属性，系获得会员资格的对价之一，在资格本身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球场应当全额退还“押金”。在2019年，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青浦法院”）在上海国际高尔夫案件的判决中提及“入会费系取得会员资格的对价并非会员接受服务的对价” [7] 。同样的观点在上海的太阳岛高尔夫 [8] 、天津市的滨海湖高尔夫 [9] 以及江苏省的琅琊山高尔夫案件 [10] 中也均有体现。除了就会员费本身的性质之外，另一个与第一段，判令部分退还法院的观点，所针锋相对的内容是会员期限。在上海国际高尔夫的另一个案件中，青浦法院认为球场经营主体的经营期限可以顺延，不能以经营期限限制会员的资格年限。该案经上诉后，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 [11] 。
总结一下，在会员费全部退款的案件中，法院或依据约定或酌情推定了会员费的“押金”属性，并据此判令了全额退款。
三、不予退还的案例简析
在我们所整理的案例中会员费不予退款的情况十分罕见。其中有两则案件是会员无法举证此前支付了会员费。另有一则案件较为特殊，与本次整理的其他案件不同的是，这则案件是在球场没有关停的情况下，会员主动要求解除与球场之间的合同。该案 [12] 涉及的是汤臣高尔夫，原告（上诉人）上海季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季丰公司”）基于球场经营存在诸多问题，要求解除与球场的合同，同时要求退还入会费。一审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逐一驳斥了季丰公司的理由之外，基于球场《会员规章》中的约定：入会费于任何情况下不予返还为由驳回了季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经上诉后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
笔者之所以特别引述本案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类似在任何情况下均不退还会员费的条款在球场与会员之间的约定中并非个例。但在本次整理的案件中，球场凡以此条款抗辩的，该条款均被法院以格式条款宣告无效 [13] 。而在汤臣高尔夫的案件中，该条款不仅没有被宣告无效，还直接成为了判决依据。其二，也是本案更为重要之处，相较前述“预付款”模式及“押金”模式，本案确定了会员费的第三种即时消费模式。消费者在缴纳会员费成为会员的那一刻全部会员费即立即消费完毕。显然，该模式较第一种持续消费的“预付款”模式更进了一步。在“预付款”模式退款时，等价有偿成为了其重要的依据，大连中院处理的鞍山梅园高尔夫案件 [14] 中就适用了这一原则。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法总则》实际上没有继续保留《民法通则》第四条中的等价有偿原则。因此，在相关条款不会因格式条款而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该条款理应具有约束力。这也对其他因球场停业产生的纠纷，提供了一个思路。
四、关于二手会籍的退费
由于高尔夫球会员资格的转让在行业中非常普遍，因此在处理会员纠纷中，二手会籍的会员费退费纠纷也占有一定比例。在强调二手会籍退费注意事项之前，需要解释二手会籍的交易实质。在我们整理的案件中，所有涉及会员纠纷案件的案由都是服务纠纷。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实际只是接受球场服务一方的一个特殊称谓。在与球场纠纷的语境下，这个会员身份与《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所涉及的社团成员并无关联。因此所谓的会籍转让，其实就是一手会员将其与球场之间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统受性地转让给第三人。该第三人，也就是二手会员，最终成为服务合同项下的新主体，相应继受该服务合同项下一手会员的权利义务。至于二手会员就继受该“会员”而向一手会员支付的对价，与球场并无直接关联。即使球场在该转让中收取了转让费（或更名费），在二手会员与球场没有变更原先的服务合同的情况下，二手会员获取会员资格的对价仍然是一手会员支付的入会费金额。相应的，在退款时，球场也仅能退还上述一手会员支付的金额。这一逻辑在理论层面并不难解释，但是在审判事务中同样出现了分歧，而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老会员支付会员费金额的查明上。在我们所查询的案例中，有多则案例，新会员无法证明老会员支付的金额，此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成为了分歧点。在郭贵华与深圳市碧海湾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15] 中，宝安法院认为会员无法举证一手会员的入会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于是采信了球场的“说法”。笔者认为，这样的情况有失公允。球场作为会员的管理者，客观上应当保有一手会员会费支付的情况，如果球场无法提供相应明确的证据，则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遗憾的是，二手会员承担举证责任成为了主流的判决观点。同样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在株式会社大造与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16] 中，青浦法院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案中，会员是通过中介公司支付了611万日元取得了球场的会员资格。然而就该费用是否包含中介费，中介费金额是多少，球场未能举证。于是青浦法院依职权认定了上述价格全部为会员费，并最终进行了全额退款。
另一个二手会员退款纠纷中常见的情况是向球场缴纳的转让费或更名费的退款问题。主流的审判观点 [17]认为转让费或者更名费的对价，在确认新会员身份时即消耗完毕。甚至在上述的汤臣高尔夫案件中，球会在转让时承担了一部分居间的工作，因此该笔费用也会具有居间费用的属性。而无论是更名服务还是居间服务，由于球场已经提供了相应服务，在二手会员申请退款时该笔费用均不应退还。但是，在上述主流观点之外，也有另一种判决意见。在此前提及的郭贵华与深圳市碧海湾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宝安法院认为转让费是球场为新会员持续服务的对价之一，因此该笔费用同样以剩余的会员期限进行了折抵退款。
总结一下，会员交易的实质是债权债务的转让，二手会员享受与一手会员就服务合同项下相同的权益。
五、结语及对关于会员属性的思考
我们通过整理比对7个省市在近年就高尔夫会员纠纷的实务判决结果，希望可以为读者可能经历的纠纷做出一个指引或预期。我们期待通过这一文章能够帮助球场及会员更快地达成和解，从而减少对于彼此资金及精力无义消耗。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三种会员费属性的不同认定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三种判决结果。但无论以何种理由判决，其调整的球场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服务关系，这与高尔夫俱乐部原本的设定存在一定出入。我们知道高尔夫球是舶来品，在高尔夫球进入中国前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英国作为高尔夫的发祥地，对于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建制以及运营有极为系统的规范。根据英格兰高尔夫俱乐部（England Golf Club）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俱乐部指南（GUIDE FOR INCORPORATION OF GOLF CLUBS） [18] ，英国的高尔夫俱乐部由会员组成，他们可以拥有（但不直接持有）球场的土地，对于球场的运营有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与中国的高尔夫俱乐部有本质区别。同样的，高尔夫在美国的发展迅猛。美国高尔夫协会（USGA）在官网也发布有一份高尔夫俱乐部的纲领与章程样本（USGA GOLF CLUB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SAMPLE”） [19] ，通过该份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的高尔夫俱乐部自制度非常高，且会员的加入及转让都需要遵循于俱乐部章程。而不同于中国，该章程主要由会员自己制定而非球场制定执行。根据前述的西方经验，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高尔夫职业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的高尔夫俱乐部也可以有所转变。中国的高尔夫会员可以不再是简单地接受服务，而是可以以持股或持有份额的方式间接持有球场的权益，成为球场的主人。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对高尔夫俱乐部建制，以及从融资并购的角度做进一步剖析和展望。
在中国高尔夫选手于世界范围内不断崭露头角的今天，我们也衷心期盼中国的高尔夫俱乐部建设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形式，让更多球场在脱离房地产经济后依然可以健康运营，从而得以进一步促进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第一财经2020年5月9日报道《北京永定河上“高尔夫一条街”：有的已封场，有的在观望》https://www.yicai.com/news/100622306.html。
[2] 根据北京日报2020年5月11日《永定河内“高尔夫一条街”歇了》报道，受影响的球场包括：北京市宝兴高尔夫俱乐部，东方双鹰高尔夫俱乐部，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加州水郡高尔夫俱乐部，北京思格森高尔夫俱乐部，北京金帝金门高尔夫俱乐部。http://sjjsb.bjd.com.cn/html/2020-05/11/content_12460769.htm.
[3] 深圳市弘力非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港中旅聚豪（深圳）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6民初16212号，判决时间2019年12月2日。
[4] 刘会生与北京国际高尔夫游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4民初10266号，判决时间2018年6月26日。
[5] 孟凯与北京金泷瑚体育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1民初21527号，判决时间2020年1月9日。
[6] (2016)粤1972民初12210号，判决时间2017年6月26日。
[7] 司伟与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8民初5663号，判决时间2019年4月12日。
[8] 上海太阳岛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与全石倬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2018)沪02民终10827号，判决时间2019年1月30日。
[9] 刘跃与天津鸿立东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天津东方鸿铭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1962号，判决时间2016年4月5日。
[10] 金敏植与南京通高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卢小彬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苏0102民初11670号，判决时间2019年2月22日。
[11] 欧励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607号，判决时间2017年1月23日。
[12] 上海季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诉汤臣高尔夫（上海）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181号，判决时间2017年6月28日。
[13] 北京泰荣瑞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北京顺峰乡村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114民初6295号，判决时间2017年5月20日。
[14] 鞍山梅园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朴荣琓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555号，判决时间2018年8月30日。
[15] (2019)粤0306民初7986号，判决时间2019年10月29日。
[16] (2019)沪0118民初5144号，判决时间2019年5月15日。
[17] 欧励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607号，2017年1月23日。
[18] https://www.englandgolf.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6.3.1-England-Golf-Club-Incorporation-Guide-February-2018.pdf.
[19] https://www.usga.org/handicapping/getting-a-usga-handicap-index/forming-your-own-golf-club-dffab3a9/sample-bylaw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