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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读完孙杨案——规则及程序的重要性

公司与并购 争议解决

“孙杨案”的热度一直不减,当地时间3月4日CAS官网也上传了最终完整版的仲裁裁决书,笔者作为多次亲历洛桑体育仲裁庭,参加过多起重大体育案件庭审的律师,就本案的规则和程序谈谈几点小小的感受。

引    言

一件体育仲裁案件,无论影响大小,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不论是案情本身的细节还是准备工作的细节,所以准备案件一定要充分。去瑞士洛桑体育仲裁庭开庭,一般至少需要提前十天左右的时间,除了调整时差,中方律师还需要和外方律师提前面对面沟通,配合当事人一起做几次庭审路演,以便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发生的问题或调整庭审的策略。当然,本方的证人、翻译,也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充分的沟通。

接下来就让我们盘点一下,由这段视频延伸出去的,孙杨为何在国际泳联一审胜诉,而在体育仲裁庭二审却败诉的一些原因。

一、对仲裁规则的不理解可能是导致孙杨方失利的原因之一

先把目光转向法律,我们来看看这段小视频里,孙杨究竟触犯了哪些“禁忌”。

根据体育仲裁法庭(CAS)仲裁规则R29的规定,仲裁庭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一。孙杨案件应该是选择了英语。

根据CAS仲裁规则R30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由他们选择的人作为代表或进行协助。但需要将其名字、人员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等通知CAS……,并且当事人应该向CAS提交书面的委托书证明;R65.3规定,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证人、专家以及翻译的费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是由当事人自己选定,自己承担费用,并且提前需要书面告知CAS。

但在听证会总结陈词阶段,只见孙杨对旁边的女翻译皱了皱眉明显不满意,于是向后方招了下手,马上就上来一位男性翻译。孙杨似乎没有意识到翻译的出席需要在庭前提出告知CAS。他的这一举动也彻底让仲裁庭主席“懵”了,连用几个“WHO”来质问该名男性是什么身份。最后,孙杨的外方律师只能要求暂停,第一时间走到刚才那位男性翻译面前,告诉他保持安静不要再说话了,然后请求仲裁庭让那位女性翻译继续为孙杨翻译。当时的过程场面十分尴尬,现场观众甚至哄笑起来。

非常严重的是,关于这场仲裁的翻译问题,裁决书中不仅明确提出(裁决书第358段):“(孙杨)从公众席上邀请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人到他的桌旁担任他的口译员,他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寻求专家组的许可,或以其他方式暗示尊重他人或既定程序的权威。孙杨是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成就;但是,他不能够凌驾在法律或法律程序之上。规则对于他,就像对所有运动员一样(平等),他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裁决书原文:

【……unexpectedly, in the course of the closing statement he was invited to give by the Panel, he invited an unknown and unannounced person from the public gallery to join him at his table and act as an impromptu interpreter. He did not seem to deem it necessary to seek the permission of the Panel, or to otherwise act in a manner which suggested that he respected the authority of others, or of established procedures. The Athlete is a world-class athlete, with an impressive list of sporting achievements; he is not, however, above the law or legal process. The rules apply to him as they do to all athletes, and he is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m.】

“另外,仲裁庭还注意到,在这次庭审过程中,犹如2018年9月4日那次采集检测样本的过程一样,孙杨是一个喜欢把任何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个人”。(裁决书第358段)。

裁决书原文:

【The Panel further not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hearing, as occurred during the sample collection process on 4 September 2018, the Athlete sought to take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

笔者认为:

孙杨在庭上突然更换翻译的事件,对仲裁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孙杨在仲裁员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虽然不能说这是致命的败诉的原因,但已经可能让仲裁员主观认为:孙杨是一个不守规则且强势的人。

对于翻译的问题,仲裁庭还设立专章(见裁决书IV.翻译和口译)来表述仲裁庭对此争议的看法。在此章节中明确写出“孙杨团队(包括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士)主导(take the lead )选择翻译公司及口译员”(见裁决书第125段),而因为现场翻译水平不够高,仲裁庭注意到运动员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均在会议室内有以中文为母语的律师或口译员,因此请双方同意使用自己的一名律师或口译员进行口译(见裁决书第126段)。根据《南方人物周刊》新闻《恐吓证人、推责翻译、无视规则——CAS裁决书披露孙杨抗检事件细节》相关报道,最终是由一名母语为汉语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工作人员担任新的翻译(经过了孙杨、世界泳联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三方的确认),虽然“由于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得到孙杨方的发言材料”,但她的工作仍然使仲裁庭与双方都满意(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nel and Parties)(见裁决书第126段)。最后,仲裁庭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将孙杨的听证会录音录像交给了独立的翻译公司进行翻译……在这点上,孙杨的在体育仲裁庭前作的证词与在世界泳联一审时所作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尽管听证会上孙杨翻译的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在这个过程中,孙杨的证词,得到了正确的翻译,在这个阶段孙杨的证词也充分得到考虑和理解(裁决书第127段)。

这使得孙杨 “关上了一扇大门”,即不能再以“因语言问题而使得正当程序缺失,导致当事人平等原则和陈述意见的权利未得到维护”为由,向瑞士联邦法院上诉。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杨团队在准备翻译这件事情上明显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仲裁委在发现现场的翻译水平不足而需要更换翻译时,孙杨团队被迫同意后续使用WADA的工作人员(即视频里的那位女性翻译)担任翻译。这也导致了孙杨在最后的总结陈词阶段,想更换该名女性翻译而发生了视频中的情景。

此外,“仲裁庭认为:令人吃惊的是,在作证过程中,运动员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任何遗憾或悔过,也没有表明,如果事后再看,他最好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相反,随着诉讼程序的展开,他深陷其中,最终试图将所发生的明显失误都归咎于他人”。(裁决书356段)

“仲裁庭注意到,在听证会期间,特别是在听证会最后陈述中,运动员仍坚持与IDTM样品采集人员授权有否的形式主义法律论点。他试图把责任推到主检测官(DCO)、血检助手(BCA)和尿检助手(DCA)身上,而且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面对他自己可能在行动中反应过度的可能性”。(裁决书357段)

以上这些也许都不是孙杨败诉的根本原因,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无意识的举动,却切实给仲裁庭留下了“坏印象”,这对迫切希望赢得这场仲裁的孙杨来说,无疑是“战争中那块缺少钉子的马蹄铁”。

二、为何说“检测人员是否明确告知孙杨拒检后果”的结论,是本案的关键?

本案中,孙杨一方坚持认为三名检测员从未警告他们不配合检测的后果(裁决书第25、202、353段),但仲裁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也可能是导致孙杨“败北”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我们要清楚法律依据为何。根据《兴奋剂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2017年版)》(ISTI)第5.4.3条及附件A 3.2.a的内容:样品检测员的义务是(i)将不遵守的可能后果通知运动员,(ii)在详细报告中记录事实,以及(iii)报告情况要交给检测公司IDTM。根据ISTI附件1第A.4.2条的规定,最终由检测机构(比如国际泳联)来确定是否存在不遵守的情况。(裁决书第318段)

其次,CAS会参考过去的类似判例来判案。在本次裁决书312段,仲裁庭再次引用了Troicki案(CAS 2013 / A / 3279,第9.13-9.17段)来说明,主检测员(DCO)有在检测过程中明确告知运动员,其“拒检”的行为构成违规以及因违规而产生的后果的义务。只要主检测官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对此举证的情况,CAS就会站在运动员一方。与此同时,CAS实行的举证制度是需要令仲裁员“完全满意(comfortable satisfaction)”。

在本案仲裁中,仲裁庭通过对Popa(IDTM测试协调员)、程浩(中国游泳队副领队、孙杨的证人)等证人的询问;主检测官、血检助理(BCA)等的证词审查推论出结论(裁决书第314-317段),即主检测官“警告或至少试图警告运动员不遵守血液样本采集程序的后果”;并且国际泳联反兴奋剂部门在其一年前的听证会上,也曾得出了国同样的观点:“很明显,主检测官一直在努力解释为什么运动员(在检测过程中)的不满和对证件不充分的质疑是不合理的”(裁决书313段。但国际泳联的结论与CAS不一致,见裁决书25、317段)。

可以看到,虽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该义务履行的举证上比较困难,但孙杨团队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没有准备充分,包括证人证言的细节没有完善,而且证人对于关键问题闪烁其词,最终没有让仲裁庭确信主检测官没有告知孙杨拒检的后果;相反,仲裁庭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认定主检测官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通过对四位证人的证词和询问推论出主检测官履行了告知义务的结论。在这点上,体育仲裁庭(CAS)完全推翻了在国际泳联(FINA)一审时认定的事实(见裁决书第25、317段) [1] 。不可谓不可惜,但也是给后来者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在一审中胜诉的关键事实,在二审中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反而要更加重视并加强证据的补足。

三、重要证人没有出席听证会这也对孙杨方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从裁决书可以看出,孙杨多次要求当晚的检测公司IDTM的员工,包括三名检测人员出席听证会(裁决书第51、60 、107段),在听证会上,只有主检测官与血检助理通过视频作证。孙杨方的律师无法对血检助理进行询问,不能围绕有利于孙杨的问题展开(且孙杨表示过“在某情况下他更愿意相信血检助理的证词,而不是主检测官的”。见裁决书第82段)。然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方的代理律师却通过“提问的设计”,向中国游泳队副领队程浩提问时,让仲裁庭确信其存在用语言威胁检查官的行为;而根据裁决书所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曾多次向CAS报告,有关联方对证人进行威胁,且证人也担心会受到孙杨的团队及支持者们的报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还表示这就是有关证人不愿意出席听证会的原因(裁决书第84段)。这样的操作无疑加深了仲裁庭对孙杨的“不良印象”。

虽然程浩称:自己在检测当晚确实有隐晦地言语善意提醒检测人员,如果他们行为不当可能遭到所在单位的解雇。但是这个动作却被对方认为这是威胁证人的行为,从而向仲裁庭申请三名检测人员不出庭作证,孙杨团队也就失去了当面质证询问的机会。

笔者认为:

首先程浩当晚的发言也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是孙杨本人;其次,从职位上说,程浩仅是国家游泳队副领队,并不是三名检测员中任何一人的上司,其根本没有权力决定其三人岗位的去留。另外,根据裁决书的内容,孙杨及其律师、国际泳联多次回答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向CAS表示从未对证人进行过威胁恐吓(不过孙杨母亲录制视频公开主检测官和血检助理的举动却有不妥。见裁决书118段)。因此,笔者认为,特别是公众人物及其关联方,尤其要注意不能对对方的证人采取任何不利的手段,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可以让对方证人得到不现场出庭的机会。

但是,如此重要的关键证人,不被孙杨团队当面询问案发细节,仲裁庭的安排确实值得商榷。

除此之外,仲裁庭的操作也令人“迷惑”。裁决书第107、109段显示,2019年11月13日,CAS曾通知仲裁双方拒绝审理尿检助理(DCA),但孙杨却认为尿检助理的证词很重要,“这能确保仲裁双方的发言权”。一天后,仲裁庭给出解释,其认为:在过去几个月里,仲裁庭一直在试图请尿检助理作证,并寻求仲裁双方的协助以确保其能作证。但由于未知的原因,在听证会前夕尿检助理突然答应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出席听证会作证。仲裁庭认为在听证会前夕,尿检助理的这种提议是不适当的。而关键证人尿检助理本人则委屈表示:“我告诉他们,我可以按照他们的建议,通过电话会议或者说视频的方式作证。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们最终又没有联系我了。” [2]

以上这些关键证人不能到庭或视频作证,都可能使仲裁庭没有办法了解到案发当晚事件的全貌和真相,大大加深了孙杨团队辩护的难度。

 四、孙杨案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前景

有人问,为何对于一个一审案件,怎么会有两次上诉的机会?其实,这里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并非国内传统意义的上诉,而更像是对于一个国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相比国内当事人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当事人就体育仲裁庭的裁决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理由则更偏重程序方面的问题。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有关国际仲裁的规定:根据该法典第190条的规定,(仲裁)裁决自送达时起生效。当事人仅得依下述情况对裁决提出异议:(a)独任仲裁员指定不当或仲裁庭组成不当;(b)仲裁庭错误行使或拒绝行使管辖权;(c)仲裁庭的决定超出了向它提交的问题范围,或裁决未能就某一请求事项作出裁定;(d)当事人平等原则或陈述意见的权利未得到维护;(e)裁决违反公共秩序。

上述条款最可能相关的是第四条:当事人平等原则或陈述意见的权利未得到维护。孙杨团队可以就部分证人想主动作证却没有机会作证或孙杨团队没有机会当庭询问证人等事实,导致孙杨团队无法还原检测当晚的整个事实真相,从而丧失了当事人平等的原则。而查明当晚检测官有无向孙杨宣告拒检的后果这一核心问题,才是保障当事人平等原则的最好体现。

笔者认为:

孙杨案没有大部分学者分析得那么悲观,该案在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有看头、有机会的。

五、如果孙杨上诉失败是否还有其它救济?

可能出现的最差结果也不过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不支持孙杨的上诉。但CAS仲裁庭留给了孙杨另一种“解题思路”:虽然本次孙杨案因《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尚未生效,而不能适用对孙杨更有利的新规则:新规则将运动员因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法》第2.5条“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过程中的任何环节”规定,而判罚的禁赛期缩短到4年以下,同时也将运动员第二次违反反兴奋剂规定而判罚的禁赛期缩短(裁决书第368段);但是孙杨仍可以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第27.3条的规定,在该条例生效后(2021年1月1日),向国际泳联申请缩短对他实施的禁赛期(裁决书第369段)。这应该是孙杨可以实施的最后的救济吧!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27.3:适用于依照2021年准则生效之前作出的决定】

对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生效日期前作出的,认定运动员或者其他人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终局裁定,该运动员或者其他人自本条例生效日期起仍在禁赛期内的,可以向负有结果管理责任的反兴奋剂机构提出申请。该机构可以根据2021年法规,缩短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运动员或其他人的禁赛期。但此项申请必须在其禁赛期届满前提出。(运动员或其他人)可以根据本条例第13.2条的规定,对该机构的决定上诉。《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不适用于任何已作出最终裁决的,且运动员或者其他人禁赛期已过的,违反兴奋剂规则的案件。

With respect to cases where a final decision finding a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has been render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but the Athlete or other Person is still serving the period of Ineligibility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the Athlete or other Person may apply to the Anti-Doping Organization which had Results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to consider a reduction in the period of Ineligibility in light of the 2021 Code.  Such application must be made before the period of Ineligibility has expired.  The decision rendered by the Anti-Doping Organization may be appealed pursuant to Article 13.2.  The 2021 Code shall have no application to any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case where a final decision finding a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has been rendered and the period of Ineligibility has expired.



[1] FINA认为主检测官单单解释特定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违规是不足够的,还应该更进一步,清楚地说明她将孙杨的行为视作是拒检,并阐述其会带来的后果……当晚,从来不存在一个孙杨清楚地了解到主检测官将他的行为看作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拒检行为的时间节点。见网易体育新闻《孙杨“抗检事件”泳联59页调查报告(中文版)》,https://sports.163.com/19/1115/06/EU0MHE8V00058782.html.


[2] 见新浪体育:《孙杨案关键证人:原本要作证但CAS没想让我出庭》,

https://sports.sina.com.cn/others/swim/2019-12-12/doc-iihnzahi69474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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