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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债转股”政策与实务交流会圆满成功!


  20161117日,由大成上海办公室携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共同主办,鼎一投资协办,本所乃菲莎律师团队承办的“债转股”政策与实务交流会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大成上海办公室主任、高级合伙人陈峰等嘉宾出席并致辞。

  本次债转股政策与实务交流会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会议新闻一出,众多知名媒体纷纷竞相转载刊登,其中主要转载媒体有:新华社客户端、凤凰网、腾讯大申网、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破产法快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公众号等。

  陈峰主任在致辞中指出,今年年初有关部门提出重启债转股时,曾引发市场对银行要为国企巨额不良贷款买单的担忧,这些疑虑在由发改委牵头主导央行、财政部、银监局多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转股股权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得以消除,但是在消除了这个顾虑之后,仍有诸多疑虑有待于进一步的配套细则来消解。

  陈峰主任会上介绍了大成律师事务所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法律事务所,在去年完成与国际律师事务所Dentons的合并后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目前在全球55个国家拥有超过125个办公室,超过7300名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深厚经验和广阔覆盖范围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并为客户的业务挑战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大成上海办公室成立于2001年,目前拥有超过600位执业律师与专业人士,作为全球领先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办公室,一直坚持以法律服务专业化理念,目前更创新性地设立了中国区全球业务组和行业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标准的专业支持。

  此次交流会齐聚来自银行、国有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司法机关、产权交易所、法律及财务专业服务机构、学术研究领域等各个相关行业代表逾150人,共同探讨“债转股”政策与实务的最佳融合点,以寻找最优化的“债转股交易”制度设计。众多与会嘉宾就“债转股”相关的政策与书实务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以下是本次会议中部分重要嘉宾演讲。

  破产及不良资产重组领域专家、本次交流会主持人、大成上海办公室合伙人乃菲莎·尼合买提律师,在发言中表示,在54号文出来之前,社会上也有债转股,但人们更多把这种债转股分成两种说法。第一种定向增发式的,由债权人自己增发、自己认购。第二种以股抵债的形式,业界通常不承认它是一个债转股。

  乃菲莎律师表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即银行不可以直接实施债转股持有债务人的股权,但在一种情况下是特殊的。长航集团的案子,当时是国务院特批其金融债权人工商银行直接债转股,也就是工商银行直接以其对长航集团的18.9亿债权作为出资入股了长航集团。但这个是一个特例,在没有特批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法还是禁止的。

  她还强调,在54号文出来以后,有三家企业公布了债转股方案。其中一家是云南锡业,云南锡业和建行签订了总额近100亿的市场化债转股投资协议,由建行和云南锡业共同成立一个基金,用来募集100亿社会资金,承接云锡集团100亿债务。在退出机制上,建行称可按照市场化方式,将云南锡业未上市部分装到两家上市子公司,从而退出。此外,双方还约定有远期回购协议,这是一种对赌性质的协议,即如果未来基金投资的云南锡业集团下属公司的业绩不达到预期,云南锡业将对股权进行回购,建行方面由此退出。这样的话,建行已经预先把退出通道准备好了,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子。

  德富资产执行合伙人吴舸讲到,中国债券市场首次违约是在两年之前,一家光伏背景的上市公司ST超日的债券违约并重组成功。随着违约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涉及国有企业,因此在中国违约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诉时代”逐渐到来,违约市场下个阶段最重要的趋势,可能是债券违约及因此带来的投资及重组机会。

  吴舸表示,在职业投资者中,问题债券的投资有两个流派,一个关注波动性套利,通过大数据来计算定价错误,然后把握波动带来的定价错误机会。另外一个流派是看标的公司基本面和最终价值,会更关注标的公司的运营改良和价值实现空间,基于债权违约积极进入标的公司,用专业知识和外部资源,对它进行全面的改良和价值提升,从而获得超额回报。--这也是投资行业最主流和精髓的盈利模式。职业投资机构依赖于这个模式,在重建一个高质量董事会的基础上,对公司的运营水平进行全面提升,因此给市场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席总监张宇就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方式、“债转股”新政的要求、企业和银行对债转股的动力和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并提出了一个不良资产债转股的模型,在会上与来宾进行了交流。张宇认为,债转股并不是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常见方式,首先,《商业银行法》说明了银行不得用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另外,银行有资本充足率的考量,《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试行里面规定,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这两个规定导致银行很难主动作出债转股的决策。

  张宇指出,债转股新政的两个关健词是“市场化”和“银行”,它的适用对象是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而不是僵尸企业,恶意逃避还债的企业是不适用的。对于债转股的路径,业内还有“银行将原来的债权转成了股权”的误解,事实上,真正的做法是通过一个实施机构进行转股,对银行来说没有债转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体现股票。债转股的实施机构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银行外部机构,包括银行的附属机构,也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和发展混合所有制,市场化筹集资金,包括发行债券等。关于退出,上市公司可以在二级市场依法转让股权,比较简单;非上市公司也有比较多的选项,包括并购、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和证券交易所上市等,这说明国家在债转股方面给了相当的资源和方向。

  张宇提到,债转股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企业降杠杆、缓解短期现金流压力,以创造良好的长期成长性和收益能力,另外,也很可能有助于解决困扰重整企业的削债所得税的难题。但同时,债转股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尤其对银行来说,包括“股”优先级弱于“债”、债转股需要考虑能否真正提升银行资产质量等,他强调,要避免债转股被滥用而导致债权银行利益受侵害。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重组业务副总监苗炳祥对于201610月国发54号文《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和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文件》进行了详细梳理,他介绍,54号文要求完全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市场主体自主协商,政府不去干预具体的事务,也不去承担兜底。很重要的是,不会设定降杠杆的规模和数量的目标。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让参与主体有序的开展降杠杆。

  54号文提到的降杠杆的七大途径,大部分比较温和,不能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一家企业的杠杆率。影响比较大的是债转股的政策。债转股,全称市场化的银行债权转股权,以银行贷款形成的一些债权为主,包括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这些债权,绝大部分在银行手里,还有一部分在各大AMC或是地方市场化的机构手里。54号文规定,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银行不能直接把债权转成股权,要首先把债权转给实施机构,再由实施机构把债权转成企业的股权,同时对债转股的企业做了负面清单。因此,整个债转股的政策初期规模不会太大,节奏也不会太快。苗炳祥预测,发改委下一步会牵头制定一些降杠杆的指导政策、文件,也会组织开展各种债转股的试点。

  降杠杆与债转股的政策对地方AMC有哪些业务机会?苗炳祥表示,可以深入开展的业务有:一、企业债务重组业务,围绕资产端、盘活资产、优化债务、或股权投资、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盘活企业,也可以配合企业完成一些降杠杆的考核;二、在债转股政策下,地方AMC承担实施机构的角色,或将公司的债权转成股权;三、对某些行业进行跨周期的研究,进行一周期的资产整合,通过企业资产的价格提升,来获得中长期的超额收益。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指出,54号文的重点不光是市场化,也包含很多法治化的内容。如何处理市场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事关“债转股”的成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陈夏红谈了四个问题:第一,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债转股;第二,什么是市场化的债转股;第三,什么是法治化的债转股,或者债转股应该坚持哪些基本原则;第四,法治化的债转股如何从制度层面落实。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夏红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了“债”和“股”。陈夏红指出,债是一种借贷行为,事先对债务的金额、期限、利息和违约责任等,都有明确约定。要求双方都要从诚信的原则出发,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承担违约责任。而债转股的“股”,是股权的投资行为,不确定性很强,可能赚得盆满钵肥,也可能血本无归。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债转股包含三个阶段:债权消灭、股权产生和股权转让的过程。

  关于市场化债转股的内涵,陈夏红指出,这一轮债转股和上一轮相比,很多东西变了,一是主体变了,二是市场环境变了,三是法律条件变了。54号文件有很明确的规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市场债务债权主体自主协商确定交易的价格,政府通过引导,完善相关的监管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就是说政府从参与角色,慢慢变成一个监管员或者裁判员。从具体的功能来看,市场化的配置,更强调政府引导、监管和协调。政府更多的是把市场主体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这是市场化债转股的核心要件。

  关于第三个问题,陈夏红根据54号文件的文本,阐述了法治化的债转股应该坚持的几个原则。第一,合法化原则,法治化的债转股需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尤其是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防范道德风险,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不得转接给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第二,合适主体操作的原则,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持有企业的股票,所以必须引入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第三,其他债权人和股东利益保障原则,要求兼顾债转股过程中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关于第四个问题,法治化的债转股该怎么实施。陈夏红认为:首先,应将政策法律化,要制定一个跟债转股有关的法律。陈夏红指出,债转股的政策推出,可能朝令夕改,明天经济向好,可能马上就停了,但对于市场参与主体来讲,需要法律确保一个预期性、长久性。另外,通过立法中的民主参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应该让决策者听到。第二,通过修订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消除“债转股”政策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冲突,比如债权入股问题、股东表决机制问题、债转股股权退出机制等。第三,陈夏红建议认真评估“债转股”政策与《企业破产法》的冲突,鼓励破产重整中的债转股适用,适当限制债转股企业其他债权人提起破产程序或者执行债权。第四,我们应明确“债转股”中的税收优惠机制,尽可能减免债转股企业的税收,从税收政策方面鼓励债转股的实施。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金融审判)副庭长符望围绕“债转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作了主题演讲。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资产经营部副总经理陆亮亮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市场化债转股可能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挑战之一是政府如何做到参与不干预。他认为,一旦行政干预过多,就不能充分体现市场化原则,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

  第二,债权能否合理定价。很多债权实质上已经出现经营状况恶化,还本付息困难的企业被银行用各种手段粉饰成正常贷款。

  第三,实施债转股后的股权退出通道问题。目前从政策性债转股的实际退出情况来看,原债权人都普遍承担了一定损失后方能退出。如果设置好退出通道,实现股权的保值增值是未来债转股的难点。

  第四,转股后的企业经营权归属。政策性转后,AMC并未参与转股企业的经营管理,很多债转股企业在转够后依旧沿用原来的管理层和经营思路,并没有改善经营状况,导致出现二次坏账。

  他对市场化债转股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建议在市场化债转股形成较为完整的实施制度前,仍旧以国有企业作为债权对象,可以有效防范债转股实施中的道德风险。第二,建议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进行债转股,可以充分利用全社会资金参与到去杠杆当中去。第三,引入市场化的管理团队对债转股企业进行管理运营,提高企业效能,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转股股权的保值增值,并为股东带来更好的股息回报。第四,建议初期以拥有上市公司平台的企业作为第一批转股对象,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活性,实现股权的安全退出。